我的中国革命情结

中国敖汉网 来源:老干部局   作者: 柳熙坤   发布日期:2011年03月04日 00:00:00

我的中国革命情结


 
一、背井离乡到中国


  我是朝鲜族,1932年5月出生于韩国忠清南道瑞山郡东门里。
  1910年,朝鲜三千里锦绣江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并在日本法西斯统治的铁蹄下,政治上受残酷的压迫和凌辱,经济上受深重的剥削和野蛮的掠夺,文化上受强行奴化。当时,为了躲避日本残酷的殖民统治,为了摆脱极端贫苦、走投无路的困境,大批朝鲜民众及部分反日义士,挥泪告别故乡,踏上异国他乡流浪漂泊的艰难旅程。
  我父亲就是那个年代的受害者。我父亲名叫柳基南。1938年,他携带全家来到中国北京。后来的事实说明,无论逃亡到哪里,凡在日本占领地区,均不可能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父亲带我们全家八口人到北京后,开始是给一家韩国人开的饭店当管账先生。这个饭店不到一年倒闭了。无奈,我父亲凭着会做西服的缝纫手艺,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朱茅胡同租了两间屋,开设了做西服的洋服店。当时北京正兴起洋服热,这才拯救了这个生意。父亲只靠一台缝纫机,承揽做西服活,养活了我们全家八口人。生活虽清贫些,还能过得去。我记得,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变化,我们曾搬家四五次,有时租独门小院,有时租多家一院的小屋,根本不敢想买房子。那时候,我哥哥、姐姐、弟弟和我都上学念书,每天所带的饭盒,有时是大米饭,有时是苞米饭。别人家的孩子吃饭有肉菜,而我们则常年是咸菜。我们上学一律买月票,坐电车。记得我爸爸曾在天桥市场买回一台旧自行车给我,从此我上学就不再去挤电车了,而哥哥、姐姐、弟弟们却仍然挤电车上学。
  关于我当时念书的情况,这里多插几句。我是8岁开始念书的,8岁至13岁在北京的日本国民学校念书,14岁至15岁在北京日本工业学校念书。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又在北京韩国人男女中学校念了半年朝鲜书。作为朝鲜人,我当时为什么要念日本书呢?那个年代,日本法西斯统治者把在朝鲜本土推行的同化朝鲜民族的卑劣伎俩移植到北京,对住在北京的朝鲜人以高压强迫手段推行“皇民化”、“日语化”的奴化教育。日本侵略者规定,凡在北京的朝鲜少年儿童,必须上日本学校。还明令要求,在校师生一律日语化。那时,我们在学校,谁要说一句朝鲜话,不是挨打就是挨罚。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迫使朝鲜学生丢弃本民族自尊心去甘受奴化教育,让我们逐渐淡忘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以至最终忘掉自己是朝鲜民族。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说说我曾用过的“柳川茂雄”这个日本名的来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对朝鲜民族进行残酷野蛮统治之时,为了铲除朝鲜民族最后一个标志----姓名,于1939年推行了“创氏改名”的恶政。所谓“创氏改名”,就是将原来朝鲜族人的姓名改为日本姓、日本名,把朝鲜人的姓一律改为带有日本人色彩的复姓,诸如,姓金的改为“金山、金本、金村、金城”等,姓柳的改成“柳川、柳田”等。作为学生,你不改,就不准你上学,不给毕业证;而对成年人,凡不改姓名者,不准在社会上活动,令你无法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不得不给我起了这个“柳川茂雄”名字。这是我们朝鲜民族过亡国奴生活的悲剧见证。是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暴行的罪证。遗憾的是,在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不懂历史的蠢材们,发现了我这个名字,竟如获至宝,把他当成了置我于死地的证据。他们说我有日本名,肯定是长期潜伏下来的日本特务。于是,就在满街贴出了“揪出日本特务柳川茂雄”的大字标。不由分说地给我戴上了日本特务的帽子,对我进行了长期的残酷斗争。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的这个冤案才得到平反昭雪。
  我的朝鲜文底子很浅薄,这完全是日本侵略者实行的殖民统治造成的。多亏在日寇投降后,北京的有志人士为了挽救受日本奴化教育的朝鲜学生,办起了北京韩国人男女中学,我才得以念了半年朝鲜书,学会了朝鲜文。我现在能够与韩国的亲戚书信往来,就是靠当时的这点薄底并借助词典来完成的。
   总之,我自8岁至15岁学龄期间,亲历了历史上罕见的种族主义民族同化和灭绝民族的野蛮统治,我是这种统治的直接受害者。对此,我深恶痛绝,心有余悸,至今记忆犹新,并将永志不忘。


 
  二、离开北京到昭盟


 
     1945年8月,随着日本投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所有朝鲜人都在期盼着自己民族统一独立的国家,再也不过亡国奴的生活了。但是,美苏两方为了日本的受降,美方建议,斯大林同意,把一个完整的朝鲜国土,以三八线(即北纬三十八度)为界,南部为美国对日受降区,北部为苏联对日受降区。从此,本来统一的朝鲜半岛被人为的一分为二,遭受了国家的分裂和同一民族的分裂的痛苦。南部政府实行了战胜北方取得统一的政策;而北部则宣布了“革命堡垒”战略,以共产主义统一朝鲜的主张。这就形成了南北双方水火不容的敌对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居住在北京的两三万朝鲜人面前出现了不同政治见解和不同的去向选择。当时,国民党进驻北京后,对朝鲜人特别不好。说我们朝鲜人在中国没干过好事,不但处处歧视,还对朝鲜人财产几乎明抢明夺。我记得很清楚,1945年12月的一个晚上,国民党的5个官兵闯进我家,翻箱倒柜,除拿走金钱、衣服外,还抬走了缝纫机和电唱机。我们只能忍气吞声,大气也不敢喘,没处说理去。国民党是支持南韩派的,所以强行组织遣送北京的朝鲜人去南韩,让分期分批一律通过天津港送往南韩仁川。
  当时,我父亲已接受了“朝鲜独立同盟”在北京地下组织的引导。朝鲜独立同盟是朝鲜独立运动中重要政党组织,它是由流亡到中国的朝鲜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帮助下,于1942年成立的,宗旨是抗日复国开展民族民主革命,是朝鲜本土以外规模最大的朝鲜人民组织。其在中国主要活动在延安、太行山地区,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朝鲜的独立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朝友谊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这个组织后改成朝鲜新民党,1945年8月与朝鲜共产党合并为劳动党。由于朝鲜独立同盟是共产党的组织,我父亲就较早的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倾向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他就决定不回南韩,而是带领我到解放区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在中国献身共产主义事业。
 把我引送到解放区并最早引导我走向革命道路的,是鲜于焕。鲜于焕,朝鲜族,朝鲜独立同盟驻北京地下组织成员之一,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毕业,也学过医。1946年以前,他一直在北京开私人诊所,以行医为掩护,1946年初,曾两次被国民党抓捕入狱。我父亲跟很多爱国人士一道,对他进行了营救。为了把他从监狱赎出来,我父亲花了不少钱。因此,他和我父亲非常要好,是知己朋友。1946年8月,他到承德参加工作,当上了热河省政府诊所大夫(其夫人车基转是助产士)。建国后,他历任热河省立医院院长、热河省 卫生厅副厅长、承德市副市长等职,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崇高的国际主义战士。当时,我们这些受过日本人或国民党迫害的男女青壮年共30多人,都投奔到鲜于焕那里,请求他带我们离开国民党统治的北京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去。鲜于焕通过地下工作者,收买了一个国民党官员,用这个国民党官员的军用卡车载我们闯过了封锁线,把我们送出了北京城外离解放区不远的宛平县边界。我们到解放区之时,正值解放军放弃城市退却到农村的战略转移。于是,我们就跟着大部队从承德徒步路径围场、経棚,一直退到林东。那时,退却的环境是很艰苦的。白天国民党飞机扫射轰炸,晚上土匪骚扰,天天爬山越岭,风餐露宿。好在当时的解放军拿我们当自己人看待,让我们跟着一块吃,一块住,像是一家人。这是我的心里特别温暖。后来,我们从北京一起来解放区的队伍走散了,有的人参加革命入了大部队,有的人去了北朝鲜。我到了林东后,在父亲的支持下,就地参加了革命工作,于1947年初,当上了昭乌达盟禁烟督察局的工作人员。那年,我十六岁。


三、不回朝鲜留在中国
 

      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北朝鲜以金日成为首的东北抗联随苏军一起返回朝鲜,建立了朝鲜共产党,继续领导北朝鲜人民革命。这个时候,在中国革命队伍中的朝鲜族人士,纷纷返回自己的国家去革命。当时,我也在动摇之中。但是,在党的教育下,我懂得了在中国革命同样是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道理,最终谢绝了朝鲜同志对我的动员,毅然决然地留在了中国。并于1949年3月从赤峰调到敖汉旗工作。
      关于我这段经历,我的老首长原昭乌达盟委副书记董洪业同志在他写的《我认识的柳熙坤同志》一文中,有过真切的忆述。他是这样写的:
 
       我认识柳熙坤同志是在1948年。当时,我任昭乌达盟烟政分局副局长,机关设在林西。柳熙坤同志在林西县城关区禁烟办事处做保管工作,是禁烟工作使我们相识的。他是在北京长大的朝鲜族人。1947年初,由于他和父亲以及很多朝鲜人受在北京国民党欺辱的情况下,有组织的到解放区来参加革命。在他父亲的支持下他来到了昭乌达盟(林东),在烟政局参加了革命工作,年仅16岁。他思想进步,工作积极,不论分配到右旗牧区,还是在林东的农村,认真听党的话,努力工作,人们都很喜欢他。在北京长大的一位朝鲜族青年,能够在艰苦环境下的农村牧区,无怨无悔地积极工作,与他初步确立了革命的世界观和自愿选择了革命道路分不开的。
        1948年,在我单位工作时任会计股长的裴东湖同志(朝鲜族),倡导朝鲜人应回朝鲜闹革命。由他个人牵头动员当时在林东、林西工作的十几名朝鲜人回朝鲜,其中就有柳熙坤同志。我知道后跟柳熙坤本人讲:“中国革命和金日成领导的朝鲜革命性质都是一致的。在中国革命,还是回到朝鲜去革命,都是一样的革命,为什么要回朝鲜呢?况且南北朝鲜尚未统一,局势还很不稳定,你的年龄还小,刚刚参加革命,还不够成熟,有必要在中国的革命队伍中继续锻炼。待你锻炼成熟之后,必要时组织上帮你调回朝鲜去。所以,现在没必要跟着裴东湖他们回去。”他认为我讲得有道理,真切中肯,接受了我的意见,并且表示,一定要听组织的话,一定要努力学习,积极锻炼,希望领导给与关心培养和教育。什么时候组织上认为成熟了,再帮助他调回朝鲜工作。他就这样留下了,没有跟着裴东湖回朝鲜。
       1949年,他被分配到敖汉旗税务局工作。几十年了,随着工作的升迁,已很多年不在一起工作了,见面的机会也少了许多,但是我很喜欢这位朝鲜族青年,经常打听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后来,他在敖汉成了家,入了党,。从此,他植根于敖汉这块热土积极参与地方建设,他更加热爱敖汉,关心敖汉,全身心的投入到火热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去。。。。。。
 
       这篇文章是董洪业同志在2005年5月写的。这是他对我的记述和评价。
       我是在深受日本法西斯欺辱的亡国奴生活中度过来的,又是在深受国民党迫害的黑暗社会中熬过来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的。我始终不忘中国共产党是我的救命恩人。早在1948年初,我就产生了加入中中国共产党的愿望。那年,在我父亲要带我回国的时候,由于他知道我已听从了董鸿业的劝导,下定了留在中国干革命的决心,因此,临走时给我留下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教育我说:“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朝鲜,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既然你决定留在中国革命,就一定要听领导的话,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等全朝鲜解放统一后我们再见面。(这封信我一直保留到文革被抄前)按着父亲的教导,我更加积极靠近党组织,努力具备入党条件。1949年,党组织公开以后,我随即向党组织提出了正式的入党申请,并主动要求接受党组织的考验。然而,至1951年,正当我已具备了入党条件,正要批准我入党的时候,涉及到了国籍问题。因为我当时还没加入中国国籍,所以就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必须取得朝鲜大使馆的同意,手续非常繁杂。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毅然决然到公安局申办了由朝鲜国籍改入中国国籍的手续。1952年,由我当时所在的税务局局长牧人同志和新华书店经理罗金儒同志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的夙愿。不久,我又冲破了朝鲜民族的旧风俗,与敖汉当地的汉族人结了婚。从此,便在敖汉扎下了根。
 
  

四、为建设敖汉献终身


 
       青少年时期的苦难遭遇和革命队伍的教育与锻炼,使我逐步认识到:要想革命,必须首先解决好理想和信念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推翻旧世界,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中国革命也就是参加世界革命。 有了这点认识,我的革命目标就明确了,革命人生观也随之坚定了。因此,在以后的漫长的革命征途中,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都是无怨无悔,相信共产党的信念从未动摇过。特别是调入敖汉之后,我就把建设敖汉当成了实现自己革命理想的着眼点和立足点。    
 我自1949年3月调到敖汉旗后,先任税务局会计、股长,后又任过区公所秘书、旗委组织部干事、旗科委副主任、旗农林牧水利局副局长、水利局局长、旗政府办公室主任、旗计委主任兼协作办主任。1987年6月当选为旗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1年任旗人民政府督导员,1992年5月离职休养。我在敖汉共生活了60余年,也为敖汉的建设事业奋斗了60余年。可以说,我已为敖汉的建设事业奋斗了终身。
  记得工作之初,是供给制;工作到第三个年头,才发给被子。所以我工作的头二年从没盖过被子。睡觉时,一身衣服就是被褥。虽然这样艰苦,可我从没叫过苦,从没闹过情绪,工作劲头十足。因此,当时的领导们盒同志们都喜欢我,我的心情更是舒畅和兴奋。
  1959年,我任敖汉旗科委副主任期间,组织全旗的能工巧匠开展了农机具革新活动,农具改革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受到了盟里的重视,在这里召开了全昭乌达盟现场会议。
  正当我意气风发地为敖汉人民贡献力量的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文革中,我被戴上“日本特务”、“内人党”等帽子,受到了大会批斗、群专关押等虐待,蒙受了罕见的不白之冤。那个年代,很多蒙冤挨整的人情绪低落,甚至有的人失去了生活信心,想一死了之。而我却没被这冤屈压倒,我相信群众、相信党,更相信自己路没走错。我始终保持了乐观情绪。在群专的牢房里我经常做难友们的思想工作,劝导他们相信党,相信总有平反昭雪的一天。有时,我还给他们讲故事、说笑话,调节沉闷空气,使他们破涕为笑。他们都很佩服我的乐观精神。在此期间,我经常被强迫清扫院子,平整园田;我还曾被弄到高丽版水库抬土筑坝,劳动改造过。每逢干这脏活累活时,我就自我安慰:“劳动是光荣的,我这是在干光荣的事情呢,是在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呢。”这么一想,心就豁亮了,干活也不累了。
  1972年,领导上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牵头做引进国家电网解决敖汉用电问题(当时新惠街内是每晚用柴油机发电照明)。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之后,多次到朝阳电业局和东北电力局争取项目。在他们的支持与指导下,我完成了“马场至新惠60千伏设计任务书”,争得了东电批准。经过旗委政府组织马新送变电工程大会战,我负责跑上跑下做协调工作,使得这一项工程按期投入运行,我也为结束敖汉无系统电的历史做出了贡献。
  1988年,在元宝山至新惠22万伏送变电工程施工期间,旗委、旗政府决定让我负责该工程的协调工作。经我与上级电业部门和线路走经邻县反复联系协调,保证了工程的顺利施工,缩短了施工时间,获得了提前一年通电的高效率。
  1990年,我又挂帅指挥新惠至羊场送变电工程,又是提前一年竣工投产,并为地方财政节约了30多万元资金。
  在任敖汉旗水利局局长期间,我在主持繁忙的日常工作的同时,挤出时间亲自蹲点,亲手抓了王家营子乡牛家场、王杖子等贫困山区人畜引水工程。这一经验推动了全旗贫水地区人畜引水工作的开展。
  任敖汉旗政府办公室主任期间,我于1981年,亲自设计施工了新惠镇西山坡家属区的自来水工程,结束了该居民区职工家属常年排队挑水吃的历史,受到了民众的好评。
  任旗计委主任兼经济协作办公室主任期间,我主持制定了“敖汉旗经济技术引进和开展横向联合的优惠政策”,为全旗改革开放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我还亲身参加了为敖汉旗啤酒厂引进技术和横向联合的具体工作,为该厂的当年建厂、当年投产起到了关键作用。我由此获得了赤峰市人事局晋升一级工资的奖励。
  党的十一届山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将封闭半封闭的中国实行了全方位的开放后,我是直接受益者。1990年9月,在旗委旗政府各位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我有幸回一趟韩国老家。失散45年的亲人们相逢。亲人相聚,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相互紧紧拥抱在一起,泣不成声。这次探亲,我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在和亲人们相处的日子里,我看到了亲属们富有的生活条件,同时也看到了经济发达的韩国社会。因为当时韩国与中国尚未建交,他们对中国还很陌生。在他们心目中,中国是又穷又落后,甚至问到中国有白菜吃吗,有大米吃吗。亲戚们非常担心我一个人在中国受苦受累受欺负,问我想不想搬回老家。他们哪里知道,我早已是铁心干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已决定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岂能为追求优越的生活条件而放弃自己的信念。于是,我便向他们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好政策,介绍了中国人民正在蒸蒸日上的生活。我特别详细介绍了我的实际情况。我说:“中国共产党有平等互助和照顾少数民族的好政策。在敖汉旗虽然只有我一个朝鲜族人,当选为县级人大副主任,这个职务相当于韩国的国会议员。我孩子们也都有工作,生活都很幸福。我不可能离开中国了。”我就这样直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2004年、2007年,我的韩国亲戚都来到了敖汉。他们亲眼见到我的幸福生活,我领他们游览了北京和内蒙草原,他们领略了中国的发展,这才对我彻底放心了。
  从韩国探亲回来不久,到1992年5月我就离休了。离休之时,我将旗委旗政府奖给我的1800元奖金献了出来,用这钱建了两个门球场地的围墙,并安装了两个公共网球场地的照明灯。此事深得离退休老同志们的好评。
  离休后,我又担任了敖汉旗老年体育协会主席。由于工作积极肯干,成绩显著,曾被评为自治区和赤峰市老年体协先进工作者,获老年体育开拓者称号,并获得赤峰市委、市政府模范老干部奖,又获得全旗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奖等等荣誉。
  现在我已年逾八旬,回顾我的以往,在坚定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下,我忠诚于党的事业,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一些成绩受过领导的表扬、社会的认可,这都是党的培养、教育、关怀的结果。今天,我又在享受着离休的各种优厚待遇,享受着改革开放的各种成果,我非常知足。我要关心和支持现职人员的辛苦和贡献,不怨天,不尤人,不讲怪话,多方去支持他们的工作。在我有生之年,只要有利于社会进步,我还要照常保持革命热情,继续做下去,生命不息,奉献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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