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条工作准则

中国敖汉网 来源:老干部局   作者: 武国卿   发布日期:2010年12月23日 00:00:00
  我们这代人,出生在旧社会,成长在革命队伍中。旧社会的苦难,使我们具有坚定的革命立场;革命熔炉的锻炼,使我们继承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因此,我自参加革命以后,就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始终坚持了两条准则:一是服从组织分配,哪里需要哪里去;二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常把群众利益挂心头。下面,以亲身经历忆述之。
  一、哪里需要哪里去
  我是1949年2月在城厢区(大各各召区)参加革命的,当年不满18周岁。参加工作后,第一件事是跟区里的其他同志一同下乡丈量土地,以村为单位发放土地执照。当时下乡主要任务就是发动生产,鼓励农民发家致富。
  1950年,上级要求文化低的区干部,去速成中学学习文化。区里让我到热河省行政干部学校公路班学习,我就十分高兴地去了。在那里学习了3个月,主要学习公路交通业务。结业后,我被分配到城厢区任公交助理。此时,旗交通科抽我到四家子区、贝子府区、金厂沟梁区检查督促各区的修建公路工作。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用刚学到的专业知识指导修路,保证了公路达标,车辆畅通。
  1951年我又被调任民政助理。这对于我,是项新业务,不如干公路工作顺当。但我却二话没说,就去上任了。可是,这民政助理没当几天,当年3月份,抗美援朝开始。为支援战争,旗里又任命我为民工小队长(任吴尚智为指导员、宋庆祥为会计),带领百余名民工,去锦州兴城县北砂屯海边修305飞机厂。这是一项艰巨任务,我又欣然接受了。在那里,生活很是艰苦,吃一顿地瓜就等于改善生活了。经三个多月的努力,圆满完工后,我又回到原区。
  1955年,组织上又派我去承德省行政干部学校学习6个月,主要学的是一化三改。结业后,我又被分配到捣各朗营子区任行政秘书。接着1956年5月,又调我到旗农产品采购局任人秘股长,下乡和基层供销社搞羊毛预购业务,促使羊毛收购完成。
  1957年我又被调到羊羔庙乡任乡长(原小乡制)。1958年2月,我又被从阳高庙乡抽去大兴安岭森林工业管理局根河甘河工程处任驻工地敖汉代表。当时敖汉去森铁民工500余名。接近一年,有部分民工在那里被招为固定工,其余返回。同年11月份我返回敖汉,1959年初被调计委工作。时间不长,又被抽去波萝火硕红山铁路指挥部任民工团团长。完成土段任务回旗后,于1961年又调我到民政科任主管科员。我就这样被调来调去,4年内换了5个岗位。尽管这样,我却没有丝毫怨言。那时,不只是我这样,所有人都这样。当时流行一首歌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祖国让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人们就是唱着这首歌去执行组织调令的。那时候,只有工作有权力选择你,你没有权力选择工作。
  1976年,我又被调到山湾子水库指挥部办公室工作。1977年参加工地义务劳动时,我被绞矿机把左腿打伤,造成了粉碎性骨折,疗后被评为二等乙级残废,再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了,便于1985年3月离职休养
  二、常把群众利益挂心头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我们每个国家干部,都能牢牢把握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想着群众,处处关心群众,主动做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凡是对群众有益的事,不论与自己有关没关,都要去管,并要管出个结果来。可举三例:
  1、兴建喇嘛乐园
  1969年春季,我下乡到阳高庙,看到该地喇嘛人数不少,但大多数都闲着。仅有一处蒙医诊所,由3名喇嘛组成,从事蒙医活动。见到这一情况,我觉得有必要把闲散的喇嘛统一组织起来,建一个喇嘛乐园,让他们从事生产劳动,自食其力。于是,我就先到蒙医诊所向喇嘛们倡导,再到旗民委反映情况、提建议。经反复工作,旗民委采纳了我的建议,从旗民族宗教费中,拨款给他们5000元。并由就近生产队为他们解决了所需的耕地。此后,就由旗政协委员、原羊羔庙堪布章班拉花带领喇嘛10余人经营这些土地。参加劳动人员,每天都记劳动工分。在财务方面,请大队财会人员帮助管理,经过一年劳动,秋收分配决算,每个劳动日值达到0.6元。这在当时被看成是新生事物。这个喇嘛乐园坚持了2年之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后交由所在地生产队统一管理。
  2、抢救5名中毒车夫
  1965年,我下乡到热水汤复员军人疗养院工作,完成工作任务,准备回旗,到热水汤大车店找车捎脚。在这里正好遇到乌兰召大队5名车夫,他们是从朝阳往回运盐,起早从四家子赶到这里打尖的。我见他们吃的是豆包,最多的吃4个豆包。吃完饭,大车继续赶路,我就搭坐上了他们的大车,直奔新地大车店。途中,有2名车夫突然发病,病人上吐下泻,马车走走停停,7点左右才到达新地大车店。我也和他们一同进入大车店。这时有2名较重病人井振海、老彭头支持不住了。我就马上到新地卫生所找来罗丰所长,他亲自看一下病号,说车夫是食物中毒,得马上去旗医院抢救。我怕重车走不快,不赶趟,就让他们卸下他们当中的孙札根的车,让孙扎根的车拉着病人和我连夜赶往旗医院。病人入医院后,我即全权负责送他们到急救室进行抢救。旗医院果然确诊为急性食物中毒,说是有性命危险。好在经积极抢救,病人脱离了危险。这时,我也没有回家和机关,继续护理着这些人。早6点左右,我又找到正在旗里参加三干会的乌兰召大队书记巴根,向他说明了车夫中毒情况,巴根书记立即安排人员护理。经2天医治,病人痊愈,我才放下心,回到机关。
  3、如实反映退职职工困难情况
  60年代初,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有一部分干部退职回到了农村。当时退职金发放得不多,他们的生活水平日益下降,后来已达到难以维持程度。而他们自己又难为情说出,地方领导呢,认为他们是自愿退职,也不愿意反映他们的情况。针对这一情况,我对这些困难户做了详细的实地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如实反映给了领导。后经人事、劳动部门研究,决定给特困职工40%定期定量补助金,及时解决了这些人的实际困难。记得我当年实地调查、入户家访的人员有:原宝国吐乡供销社主任王哲清、原农业局经营管理干部谢国恩(时居萨力巴乡乌兰召大队东营子)、新地林场工人刘坤。对上述人员的困难补助,我先征得他们所在地大队同意,再经乡给予签署意见,最后终于由旗里批示解决了。可以说是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以上所述,平平淡淡,实在不值一提。写出这些的目的,只是想让后来人了解一下我们这一代人当年的工作态度,弘扬下革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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