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经济工作回忆

中国敖汉网 来源:老干部局   作者: 李景芳   发布日期:2010年12月20日 00:00:00
  我1947年参加革命,1990年离休。工作四十多年间,一直做经济方面的工作。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经过党的长期培养教育,逐渐地成长起来,学会了工作,学会了做人。实在是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回顾自己的一生,我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这里回忆的只是一些工作片断:
  1、在酒业公司工作,躲鼠疫遇匪劫
  1947年,热河省省会承德还没解放时,热河省酒业公司就设在新惠了。我初参加革命,就是在酒业公司工作。
  1948年夏季,在敖汉、赤峰、乌丹等地,发生了大面积人间“鼠疫”。公司领导为让我们尽快脱离鼠疫传染的危害,专派4名同志带着4台大车和一些资金来接我们。让我们一方面去搞生产,同时躲避一下“鼠疫”的危害。我们8人4车,在走了两天的时候,人人都觉得身体轻松了,头也不迷了。这是脱离疫区的效果。当走到天山口时,夜间遇到了土匪。土匪要抢我们枪支和财物,便发生了战斗。由于没有经验,我们在明处,土匪在暗处,我们8人有3人被土匪打死。土匪走后,在此地我们遇到了由天山往敖汉驮粮的老乡。我托他们往捣各郎营子区区委书记王洪彬那里捎传口信,请求敖汉旗公安队和酒业公司派员救助。10天之后,旗公安队派来一个连的兵力,酒业公司增派两台大车,在八旗楼子区区公所与我们会面了。此前,该区曾派区小队在“三段”附近进行了剿匪行动,并抓到一名土匪嫌疑人,送交县公安局扣押了。在战场上,还发现有土匪的死马2匹,而土匪死伤情况不详。
  我们是6月23日由新惠镇出发的,是7月24日返回公司的。我们从天山回来,共运回来四车食盐。这次我们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而领导对此不仅没批评指责,还热情接待和安慰了我们。这么一来,我们5人的工作积极性更高了。
  2、在财粮科企业股工作,为单位赚了三笔大钱
  1)卖米腾库赚钱
  我在旗财粮科企业股工作期间,社会上多数单位和个人进行买卖交易的时候,多采取以小米替代现金的做法。此时敖吉粮库的小米,装满了各个库房,而库房又是土房,并急待大修,一时成了难题。为解决这个难题,我提议把小朱运到外地卖掉一些,剩下的米就好办了。此建议经财粮科科长宫兆祥和政府办秘书白俊清共同商量,决定由我和徐纪文办理卖米事宜。没有包装物,我就到朝阳买回地产的“线口袋”,装上6万斤小米,用大车运到北票火车站,再由北票装火车发往唐山,这小米当时在敖汉每斤5分钱,而在唐山每斤卖到2毛6分钱以上。。卖掉了这6万斤小米,不仅多得了许多现钱,最主要的是解决了库房大修用房的难题,实属一举双得。
  2)经销干红辣椒赚钱
  当时,由于企业股大车队的车辆和人员很多,实行了定人员、定车、定资金、按季度上缴利润的的大包干管理。我承包的大车,在安排好运输的同时,再另外按些经商业务。1950年冬,我在赤峰六道街菜市场收购16000斤干红辣椒。由于辣椒不宜用马车长途运输,我就在赤峰雇用六链骆驼,用骆驼运到北票火车站,再由北票装火车发至沈阳市太清宫干果代理店销售。此时,正是春节临近时刻,此货非常好卖。这干辣椒在赤峰收购价每斤为2毛钱以下,而在沈阳实卖款每斤为1元8角。此笔交易,扣除损耗、运杂费、销售佣金等,纯得利润1万多元,超额10几倍完成了任务。
  3)采购毛竹加工筢子赚钱
  此前,我还从天津采购一火车皮毛竹。此货是天津毛竹商从杭州发货,在天津没卸货,直接转兑到我手上的改到站为北票。由于北票街道窄小,卸下车的毛竹又长又多,一时成了北票街里的一大热闹。我又组织人在胜利店将毛竹加工成“竹齿筢子”,就是我们敖汉农村群众秋季搂柴草用的“筢子”。因正适农村使用季节,这一车皮竹子很快处理干净,我又为单位赚了大批资金,完成了包干任务,同时也解决了农民的需求。
  3、在运输站工作,超额完成调运粮任务
  1952年春,“三反”、“五反”运动刚过,敖汉旗成立运输站,我被派到此处工作。此时,我根本不懂什么是吨公里、人公里,私人的大车怎么管,一时难题多多。我只有经过努力学习,逐渐熟悉运输管理业务。
  1953年,敖汉的粮食大丰收了。省运输公司从天津、北京、沈阳各地调来大批汽车,到各旗县参加调粮。敖汉是从沈阳联营公司调来30台汽车,按3个月的运期鉴定的运输合同。由于这些私人汽车,闲置多时,现在刚刚有货可运了,其运输能力非常之大,每天从敖汉至朝阳运输,两次往复,甚至更多,比当地国营汽车3辆能力还大。经过4个来月的粮运,共调出3万吨粮。敖汉成了全省粮食调出量最大、车最多、运最快、运输时间最长的旗县之一。这充分说明敖汉有粮食。自此,敖汉成了热河省的产粮大县。
  4、在新立屯粮站工作,圆满完成“农村三定”任务
  1956年,我被调到新立屯(今长胜)粮站工作。此间生活环境最差,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对此,我没有知难而退,而是克服困难,认真负责,积极工作。此时正逢“农村高级合作化的高潮,农业实行“粮食三定政策”,我虽一时不懂农村工作,但边学边干,,经过半年工作,也同其他粮站一样,把新立屯“农村三定”搞完了。经旗粮食局验收,属全旗“三定”工作较好的单位。此间,我们的粮站工作,还多次受到区政府刘振国书记的表扬。
  5、做工业工作,实抓严管,创优质工程
  1958年春,在大办工业开始初期,我被调到宝国吐煤矿和发来甸子炼油厂工作。由于那里地处敖汉、奈曼两旗的边界地带,地区之间工业项目竞争激烈。奈曼的油母页岩矿,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的重视,而敖汉的炼油厂却下马了。此时,中央正在全国集中设备、技术、人力,统一到大庆搞石油大会战,不久,奈曼的小矿也只好下马了。
  在金厂沟梁金矿扩建时期,北票至金厂沟梁的66千伏送变电工程上马。该项目是国家电力设计院设计,东北电力管理局工程公司施工,我和王奇为建设单位(金矿方)的“材料”总代表。无论是设计还是施工,在材料方面,我都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经东北电管局,朝阳电业局、北票发电厂等多家电业部门的联合验收,该项目被评为国家优质工程。投产后,虽经近50年的运行,而至今质量无变化,实属“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优秀项目。此期间,同时还有金矿的矿井建设、井巷开发、选矿厂的扩建等等的矿山全面扩建。此时又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大多数企业、矿山都面临关、仃、拼、转的局面。金厂沟梁金矿,虽是国家建设重点,但没有国家资金投入,而是经冶金部批准,借用国家的黄金贷款,做资金使用。文革期间,冶金部贵金属处的薛总工程师成了群众大呜、大放、大字报、大批判的重点对象。当时,冶金部办公大楼的走廊,变成了金厂沟梁金矿的大字报的核心场地。金矿的部分职工,认为金矿投入大量资金,没有批量的产出和效益。其实由投入到产出必须要有一个过程,加之这么一闹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效益就受到了更长时间的拖延。为解决这大家都关注的效益问题,在1963年秋,我带领金矿井下六名掘进工,赴辽宁五龙金矿学习凿岩机操作技术。自此,金矿井下掘进实现了机械化,大大提高掘进的进度,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益。
  6、用火车试营运救灾玉米
  1975年秋,内蒙从敖汉调出玉米3000吨,支援四川灾区。此时沙通线铁路还没正式通车。我几次去铁路新线指挥部联系。终于,铁路同意用试营运的办法给运。我急忙从长胜粮站把粮运至羊场火车站,再装火车运往四川灾区。仅此一项就为国家节省公路运输200公里、3000吨运量的大笔车费。加之铁路运输按半价收取,这更大大节省了运费。同时这还大大加快了粮食运输进度,及时救济了灾区,这是又一次的一举多得。
  7、在物资局工作,拓宽业务,因公负伤
  我在在物资局工作时,是计划经济时期。那时,国家统配给敖汉旗的物资逐年增多,其供货厂家供货渠道基本没有变化。我年年利用发货临近的时候,先后到钢材、木材、水泥、玻璃的生产、供货厂家联系走访,促使其能按时、优质、足量供货,从而尽可能的满足敖汉旗工、农、牧业生产、建设发展的需要,实现物资工作的使命。
  1986年冬,为拓宽业务,我带领金属、木材公司人员去区里考察走访,在去呼市的道路上,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给国家和我个人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和伤害。在医治期间,内蒙古物资局的朝局长和敖汉旗政府孙家理副旗长都来亲切地探望了我,这使我十分感动。此次事故,除给我造成严外伤之外,同时还造成了创伤脑垂体的“尿崩症”。伤病久难痊愈,我感到力不从心,再难坚持工作,便向领导提出了提前离休的申请,在1990年就被批准离休了。
  我善始善终地在经济工作领域干了四十多年革命,最终,得到了“政治可靠,经济清白”的评价,我知足了,我认为我是胜利了。四十多年的工作实践,使我深切的体会到:做革命工作,首先要有很强的革命责任心和事业心。特别是做经济工作,必须要积极主动,。尤其要不谋私利,一心为公。
  我现已离休20多年了。,离休后,我不仅没有成为国家的包袱和负担,而且还被认为是国家财富。我身伤残并患“尿崩症”,能活到70岁就已算不简单了,而我现已80多岁了,实属高寿的人了。我能有今天,决不忘党的政策好,更忘不了敖汉旗委、老干部局以及为老干部而辛辛苦苦工作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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