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解放初期的几段亲身经历

中国敖汉网 来源:老干部局   作者: 陈廷俊   发布日期:2010年12月16日 00:00:00
  我现年82岁, 经历了日本侵华、东北沦陷、伪满洲国建立和我党历经八年抗日、解放东北、建立政权这两个时代,继后,我于1948年参加革命至今。我这里要回忆的,是我参加革命前后,即解放初期亲身经历的几件事。
  一、 日寇投降后,家乡的多事之秋
  我的家乡是敖汉旗东部宝国吐乡的一个偏僻农村。这里北连奈曼,南接北票,东靠阜新,是个交通不便的三角地带。
  1945年,我虚17岁。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辍学干起了庄稼活。记得8月中旬的一天,时任伪甲长的我的表叔,骑马去村所听差。当时我正在路边地里干活,他对我开玩笑说:“小伙子,好好干,秋天丰收了,好给你娶媳妇。”(他是我订婚的介绍人)他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又回来了,又大声对我说:“小日本投降了,满洲国完蛋了!村公所没人,警察也跑了,街里全乱了。”
  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得到这个胜利消息,我激动不已,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计,急忙跑回村里报喜。
  小日本投降后,随之伪满洲国亡国,康德下野,各级伪政权解体,警察、官吏逃避。当时正处辽沈战役前夕,朝阳、北票尚未解放。旧话讲:“国不可一日无主”。在我解放军尚未到达前,我家乡这里社会处于一片混乱状态。
  此时,伪村长郑善长二儿子郑权,与伪官吏勾结,组建了地方保安队,名为维持地方治安,实则为了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镇压人民群众。伪警察时来时走,窥视动静,等待时机,盼望东山再起。
  而一些不法之徒,则趁机打家劫舍,一时间出现了“老来好”、“小白龙”、“东霸天”、“崔二虎”等匪帮,他们各聚几十人、上百人不等,甚至有的人没枪没马,手持木棍也尾随土匪当了“马后喘”。土匪们乘社会混乱之机,肆意妄为,横行无忌。他们或打“响窑”(打有钱的大户)、抢民财,或绑票、杀人、奸淫妇女,使社会乱作一团。
  此时,有钱的大户人家,购买枪支,修围墙,筑炮台,保护家中财产。而普通百姓则禁闭门户,坐观其变。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扛过活、当过劳工、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穷苦人,他们受尽了压迫,尝够了当亡国奴的滋味。为了活下去,穷哥们联合起来,冲警察局,烧村公所,抢粮栈,砸“大板号”(收交大烟干的地方),自发的暴动了。
  1945年农历八月初十那天,我到街里看热闹。见一帮人手握石块,正追打大板号主任王日新。王日新抱头鼠窜逃跑后,这帮人就砸开收缴大烟的库房。这些人有的手拿瓦罐、铁盆等容器,装满了烟土;有的没有容器,就用帽子装。更有的把上衣脱下来,塞进大烟缸里,裹起一包提出就跑。这里如此,而粮栈的地方则更热闹。真可谓人山人海,肩抗、畜驮,不到半天,几囤粮食就抢光了。为了吃饭,我和叔父也参加了抢粮行列,抢了二斗半谷子。这时,有个抱着沾满大烟上衣的人跑过来,对大家喊:“你们为什么不动手?这是我们自己的,不拿白不拿!”正当此时,不知从哪来了五个警察,为首的小个子姓董,是分驻所所长,手持手枪,大声恐吓:“谁叫你们这么办?快把东西送回去!”他话音没落地,从人群中窜出五六个小伙子,手中拿着大石头、棍棒,对那位所长说:“你显什么威风?你的洋爹跑了,你再往前来,老子就给你开瓢。”那个姓董的所长向后摆了一下手,倒退了几步,扭转身灰溜溜地走了。对此事我看在眼里,喜在心中,心想:真是树倒猢狲散,你那往日威风哪去了?
  1945年8月,秋收前,苏联参加二战的远东军进入敖汉。据说,这支军队不是苏军的正规部队,而是一些被收编的俘兵降将、散兵游勇,是支杂牌军。他们自由散漫,目无法纪,且居功自傲,自以为是他们帮助中国打垮了日本人,所以便在这里为所欲为起来。他们三个一帮,五个一伙,闯入民宅,见好东西就拿,见牲畜就牵,见妇女就追。当时各种庄稼均已成熟,秋收在即。他们把抢来的牲畜,不管牛、驴、骡、马,赶到地里,任意遭踏,使农民的一年劳动收获,转眼付于流水。他们对于牛羊骡马,把肥胖的杀掉吃肉,拣体壮个大的当作坐骑。说来可笑,对些桀骜不训的骡马,我们都不敢使唤,而他们带上笼头就骑,嘟嘟一叫,它们就乖乖就范。当时住在我们家五个苏军,一位年老的小个子是头,坐阵指挥。另有一个白俄罗斯小伙子看管牲畜,年约二十几岁,顽皮好斗,好动,一会儿玩鸡,一会儿骑猪,闹得院里鸡犬不宁。另外三个人是跑外勤的。这个小团伙,白天早八点和下午三点进村做饭就餐,晚饭后到村子外一个山坳宿营。当时,我母亲、妹妹、爱人都躲到山沟的亲属家,家里只留我父亲支营他们。苏军外勤的那三个人,每早吃完饭就走,下午回来总是满载而归。带回来的有各种面,各种米和油,还有活鸡、猪崽、土豆等等。他们的主食,是清一色的烙饼,有白面、荞麦面饼,也有谷面、高粮面、黄豆面饼。付食是土豆炖小鸡,或者其他牛、羊、猪肉,甚至连农民腌的辣肉也不放过,反正是有肉就吃,是面就要。他们吃饭时,一人有一个饭盒,对菜是先喝汤,后吃菜。剩下的饭菜,由负责人平均分配,各人携带,下餐再用。他们进村时间有半个多月,就这样在村中折腾了半个月。妇女们白天无处藏身,只好几十人集中到一处,每逢他们来,个个低头不语,做早已准备的针线活。他们一见妇女们成群结队,人多势众,难以得手,便溜之大吉了。这样得不到手,他们不甘心,后来又采取了走家串户的措施,见到谁家中无人,就对孤身妇女进行强暴或轮奸。我的一个表嫂,就在碾房受到了苏军的强暴。那年农历八月十六日,我母亲与我妹妹躲藏在村外的高梁地里,由于天气凉,我回家去给她们取衣服。在拿上衣服往外走的时候,不小心大门被风吹开响了一下,这时我已走出门外,突然一声枪响,子弹从我耳边穿过。正送我出门的我父亲当时就倒在地上。他以为是打中了我,吓得说不出话来。多年后,说起此事,父亲还心存余悸。
  1945年,确实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年,除了匪欺、贼偷外,又来了股杂牌苏军搔扰,弄得百姓不得安生。当时人们把这事叫“闹老毛子”,此事距今虽已65年了,但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二、多事之秋中的形形色色遭遇
  多事之秋,社会混乱,给老百姓带来灾难,同时亦激发了青年人的热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此时的我,决意今生不再顺着垅沟找豆包吃。干什么呢?思之再三,我决定:当兵去!当兵骑马挎枪多荣耀啊!说来是个巧合,那天我去街里,正好听人说,来了一个什么张司令招兵。我便去了招兵报到处。招兵人说,当兵可以,但必须有马,得自己带马。我一听,心里凉了半截。别说马,连头毛驴也没有啊。于是,我想出一个笨主意:到外公家去借马。去那里借马,实说是借不来的,必须编造一个谎言去骗才行。我外公家在奈曼旗柳条沟村,家中有三匹马,我想,我只要说我父亲被土匪绑了票,需要用马换人,这马就肯定能顺利到手。打定这个主意,我就起身去了外公家。四十华里的路段,我在晚饭前就赶到了。到了外公家,我装出一付着急的样子,姥姥看我气色不对,问我干什么来了,我就把事先编好的谎言对姥姥讲了。老太太一听,就对我老舅说:“范文卿啊,你六姐夫被贼抓去了,没有马不放人,你说这事咋办?”老舅沉思了一下说:“明天我和外甥一块去,到那看看情况再说。”我一听,完了,老舅一去,谎言就会漏馅,不仅马骗不去,兵当不成,还得挨父亲一顿打骂。于是,我立即决定这马不借了,趁黑夜起身回家。待到半夜时分,我借出去解手的机会,到牛棚找了一根木棍子,便急匆匆地离开了外公家。因为天黑,急不择路,本来应向西南走,我却奔向了东南。走了一个小时后,我听到了大河流水的声音,方知走错路了。这条大河叫宝贝河,东西流向,绕不过去,只有淌水过河了。于是,我卷起裤脚,手提鞋子,硬着头皮,下到河内。水有齐腰深,所幸河不太宽,摸黑闯了过去。我一气赶了四十里路,在日出前回到宝国吐。这时,我饥饿难挨,就到菜地拔了一个萝卜啃吃起来,尔后又跑到招兵报到处。到那之后,一看傻了眼,那里已是人去屋空,满院粪便纸屑。我一打听,才知道那个张司令是国民党,他来招兵,是给国民党招兵。他是听到我人民解放军临近,才带领部下急忙逃跑了。看看,多险!差一点稀里糊涂地上了贼船。怎么办?我不能马上回家,就决定去邢家窝铺我姑家另想办法。我就一直向南奔去。我姑家的北面,有座大山,名叫火石山,靠山有个大营子,居住百十户人家,分住沟东西两侧。这时太阳已经出来了,可就是不见营子里有人走动。当我走近沟西人家房后时,突然间看到有五六个人爬上房顶。他们手持长枪,身挎白子母带,向我招手喊话。因为风大,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正在这时,突然一声枪响,子弹声音非常刺耳,我知道这枪是朝我打的,于是我就朝他们走去。我原以为他们是地方保安队,实际却是土匪。原来,这股土匪是崔二虎的队伍,刚打进这个村子不到一个小时。这几个人把我围起来,一边叫骂,一边搜身。可巧的是,他们从我衣兜里搜出了一个我刚从宝国吐捡到的军人带的袖章,上面印着部队番号。这下可惹祸了。一个土匪说:“这个小子不是好东西,可能是个探子。”这时一个匪号叫海龙的人,上前把我抓住,向我的肩背打了二十多马棒,随后将我带到一姓冯的地主家中。到屋里后,他们用绳子把我绑上,推进一间大屋里。那个叫海龙的土匪说:“抓来一个八路军探子。”我看见在炕上坐着个大个子老头,约有五十多岁,猪肚子脸,身挎盒子枪,面前放着二十多个大小瓷坛子,他看看这个,闻闻那个,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大烟鬼”。听到报告声,他斜眼看了我一眼,见是一个毛小子,头一摆:“把他弄到里屋去。”那个叫海龙的人,把我推进里间屋,将绑我的绳子解开,叫我上炕靠墙站着,他又从被垛中抽出两个二人枕,罗起来,叫我站上去。活该我倒毒,那个屋子没有天棚,有根檩子有个弯头,他叫我站在枕头上,用绳子反剪双手,把绳子插入弯头内结死,然后将枕头撤掉,就这样把我吊了起来,脚尖仅能触到炕上。那个土匪打了我一记耳光说:“你的袖章哪来的?”我答:“我在宝国吐街上捡的,写的什么又不知道,我不识字,见是块布,我就放兜里了,你说我是八路军的探子,八路军是干啥的,我都不知道。”他又问:“你家是干啥的?”我说:“我家是耪青的。”他又说:“耪青人家,为什么穿得这么好?”我说:“出门走亲戚,就得打扮一下。”他又说:“你别嘴硬,拿不来一百两大烟土,就叫你去南河套啃沙子。”我说:“甭说一百两大烟土,就是一百两大烟秸也没有。”对这个家伙,匪徒们都称他“炮头”,等于这股土匪的二当家的。从上午八点钟直到到中午,他吊了我四个多小时。实在受不了,我就连哭带哀求。过来个年老的土匪,号叫老来好,他背个长枪,枪身被虫子蚀的没有漆了,趁海龙不在时,他对我说:“小伙子,别怕,等会放你走。”
  中午开饭的时候,那个老头给我端来一碗小米羊肉粥,他偷偷告诉我:“别着急,别乱说,也别骂闹,我听当家的说,把那个小孩放了吧,留他干什么,哪来的八路军探子,那个袖章是国民党兵扔的。”我听后,才把心放下了。果然,午后三点钟,他们就把我放了,并告知我要奔山上放哨人那儿去,不要跑,跑会被打死的。就这样,我有惊无险,死里逃生,象作了场恶梦。
  三天后,我从姑家回家去。走在扎兰营子时,遇见了父亲和几个亲友。原来是,家里见我外出几天不归,便托人四处打听,后来听到我在火石山被贼绑了票,可把我父母急坏了。他们就请了几个亲友前去说情,表示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我换回去。路上见到我,父亲哭了,用手指着我说:“你可把全家人急死了,这都是你自己作出来的祸。”我用手擦去父亲的眼泪,跪在亲友面前说:“爸爸,都是我不孝,给你老人家惹了祸,今后我保证老老实实在家干活过日子。”经亲友反复劝说,父亲消了气。回到家里,全家人见我平安无事,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父亲和母亲仍心有余悸,放不下心来。老俩口晚上睡不着时,就悄悄商量,父亲说:“我看这小子要飞,用什么办法把他稳住呢?”母亲说:“我看没别的好办法,只有给他办事,娶了媳妇就把他拴住了。”于是,第二天他们就去找媒人王瑞,通过和女方家长协商,定于当年的农历腊月初三为吉期,这天正是公元1946年1月10日。
  我是独生子。父母觉得,虽然日子不富裕,一个儿子结婚,总得热闹一些。可钱又从哪来,老俩口有些为难。我在听到父亲的安排后,心里犯了合计:这些日子我给老人家招来了不少麻烦,添了不少堵。这回办喜事还得要花钱,自己是十七八的人了,尤其是为了自己的事,再让父母为难说不过去。想到这,第二天我就借故去了北票县的勿沁图鲁,因为那里生产弹棉花的压花机器。我去过奈曼旗沙力好来,那地方种棉花多,当地是牧区,没有弹棉花的匠人。如果租台压花机,加之我表哥李宗财又会弹棉花,准能挣到钱,就可解决办事的开支问题。
  如今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在小日本投降前的伪满康德年间,经济萧条,民不聊生。那时,农民穿衣是青一色的家织布。庄稼人自己种棉花,自给自足,除伪官吏和有钱人家外,贫苦农民连食盐都买不到,点灯只能自己熬麻油,吃盐去碱厂出硝的地方买土盐。年轻的妇女想穿件颜色鲜丽的衣服,买不到红绿颜色,就把山上石灰石根子煮沸后,用淋出的灰水煮染家织布。那时期结婚或者订婚,唄说要三金、一踢、房子在外,就要床带花的被面,穿件红袄绿裤子都特难。虽然如此,办喜事,娶媳妇,衣服被面、柜柜箱箱总得需要钱,为了解决办事的开支,我终于租来了一台压棉车子。除我表兄外,另雇了两个人,通过亲戚帮助,我们去了奈曼旗沙力好来、宝贝河、水泉等地,仅两个月,就挣了三石多糜子。卖掉糜子,变成钱,解决了结婚给女方下礼的开支。
  婚期将近,我收工回家。喜事咋办?父母的意见,虽然没钱,一个儿子办喜事,总得热闹热闹。喜期那天,远亲近邻贺喜的来了百十多人,还雇了一班吹鼓手,杀猪宰羊,买酒办了喜宴。就在中午开席的时候,突然由北票去奈曼旗的公路上,出现了一里多长的马队。客人们一见,惊呆了。是兵是匪不知道,人心慌慌,各打主意。那些有钱的人,席没坐,饭没吃就走了。剩下的客人,虽然照常坐席喝酒,但心里总也不踏实,都在猜测这些骑马的是干啥的。次后派人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八路军。因此,我对我家乡解放的日子记得最准,那是1945年的农历腊月初三日,即公元1946年1月8日。
  那年,我虚岁十七,爱人十九。我在家族中辈份大,大我十几岁的老侄子不少。他们取笑我说,你的福份真大,你娶媳妇,八路军列队欢迎。第二天才知道,据说这支队伍是李运昌的一师三团,是解放北票后奉命北上来的。部队当天住宿在宝国吐。他们纪律严明,对人亲近,进村后就为房东担水、扫院,他们视百姓为亲人,秋毫无犯,对年龄大的,叫大爷、大娘,对同龄的称兄道弟,情同一家人。这是家乡人第一次见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这和以前过的各路军队(包括苏军)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
  说到这,我还想叙述一个有趣的插曲。当时,听街里人传说,每位战士马上都驮有布匹,一色宽面的花旗,是战利品,要平价卖给农民,谁买都行。我听到这件事后,心里直痒痒。那个时候,一提到布,人们视如珠宝,总想去买点。我怕父亲不叫去,就偷偷地把爱人叫到一旁,说:“把你压腰钱给我,我去办点事。”这是我们见面后说的第一句话。她迟顿一下,没说什么,羞答答地把钱掏给了我。我趁人们没注意,偷偷溜出营子。这时太阳将要落山,八里路,半个小时我就跑到了。一打听,八路军在宝国吐北洼。这个营子我熟悉,就直接去了住八路军的赵荣家。赵老太太问我来干什么,我说:“买布。”赵大妈喊一声“来买布的啦。”就忽拉一下涌来了十多个解放军战士,问我买多少?用什么买?我说:“用钱。”我把钱掏出来,按他们说的价钱,买了270尺白花旗布,装进口袋就要走。这时一位解放军战士拦住了我说:“外面有岗哨,我送你出去吧,不然你走不了。”这位同志看样子是个官,什么职务不知道。他带我走到营子外,叫岗哨把我送出营子,并告诉他要注意别让老董家的狗伤着我。
  这时天已黑下来了,西北风,飘着雪花。回家的路正是西北方向,步步是上坡。我背着布口袋,步历艰难,顶着小雪,累得满头大汗,大约有一个小时才回到家。到了大门外,听到院里乱嘈嘈的,父亲正高声吩咐叫几个人分头去找我。原来,我走后,家里人发现我不在,就去问我的爱人,我爱人说:“他向我要钱,说有事,给他后就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去哪了。”大家都在猜测,这个新女婿干什么去了呢?家里人急得团团转,爱人一听,大哭起来,整个家顿时乱作一团。正在这时,听到我的敲门声,叔叔说:“别闹了!回来了!”他们开门一看,见我满头大汗,气喘嘘嘘,肩上扛着一个口袋,都懵住了。我进院后,把口袋往地上一放,坐在地上就喘上了粗气。有人把口袋打开一看,见里面装的全是布。你想200多尺宽面布,足有几十斤重,加之顶风冒雪,上坡路,能不累吗?人们一看到这布,才明白咋回事,都问我:“你去宝国吐找八路军买布,咋不告诉一声?可把人们急坏了。”我分辩说:“我要是告诉你们,能让我去吗?”这时我爱人也破啼为笑,父亲、家人都乐了。他们马上为我做菜、热饭,屋里又呈现出一片喜悦气氛。
  这个故事,是我结婚的又一个插曲。这个插曲,使我发了一笔小财。那个年头,白花旗布,不仅布面宽,而且线细,做成衣服穿在身上特体面。卖价一斗高梁三尺,除自用外,共换了五石多粮食,一个小家庭有了这笔意外收入,加上又娶了一位新媳妇,可谓双喜临门吧。这得感谢解放军公买公卖,一心为百姓着想。
  三、当选村官干革命
  解放后,宝国吐建立了人民的区政府。区长叫周政。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割封建尾巴。1946年春,建立村政权,我这个不足十八岁的毛头小子,被群众选为村干部。大家为什么选我呢?是因为我当时有股闯劲,加之念过四年书,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也算是个文化人,是个“半拉圣人”。1946年3月份,群众把我选入村政权,要我当副村长。我的叔叔建议,说我年幼没社会经验,不如改为当农会主任。实际上,农会主任比副村长担子更重,他是区里三大硬之一。村里除我外,还有正副村长、组织委员(兼书记)、财粮委员、战勤委员、基干队长,全村共辖13个自然村,3000多口人。日常工作除宣传党的政策、组织农民外,主要是三大任务,即征兵、支前、优待军属。别的工作还可开展,就是征兵是个硬任务,难度相当大。难就难在那些家庭富裕、娶了媳妇的小青年身上。开始动员时,他们有些人勇跃报名,表示自愿当兵,而后来就变了,一听说要入伍,有的便跑出躲避,还有的装病。记得有一次,沟门村有个姓刘的小伙子,传信不到,去找见不到人,没办法我们就夜间堵窝子。本来知其在家,去后就是不见人影。没办法,我们就搜,结果在他媳妇被窝里把他拉了出来,你说这事可笑不可笑。
  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必须惩治不法分子,这样才能稳定人心,巩固政权。我当村官时,一件镇压反革命的事,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头头、伪村长郑善长及其儿子郑权及陈守方三人,煽动坏人反对共产党。1946年秋,区政府召开村干部参加的群众大会,一位姓穆的指导员,公布了三个反革命分了的罪恶,宣布上级批准就地正法,以安定民心。有人听到在去刑场的路上郑权父子的对话,郑权用瞒怨的口气对其父说:“我说咱跑吧,你不同意,生说国民党来了还是咱们的天下,共产党长不了。”其父说:“现在说这些还有啥用,谁叫我们反对共产党了呢。”
  1947年农历11月,一场革命风暴突然到来。半个月前,区里来个工作队,找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开会。让我们几个原来的村干部靠边站了。记得一天晚饭后,有人在大门外喊我的名字。我出去一看,是勾万,他二话没说,拉起我就走。我问他干什么?他说:“你到村里就知道了。”他把我领到大地主老郑家。我进院一看,灯火辉煌,满院子站满了人,男的在东,女的在西,满院子停放着十几辆大车,装的都是衣被、粮食、箱柜等物,这是干什么?我一时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偷偷向身边的人问一下情况,那人告诉我:这叫“大风暴”,今天晚上抄地主、富农的家,全县一个时间。当时,敖汉地区划分为新惠、新东两个县,宝国吐区隶属新东县,县政府设在下洼,后迁到贝子府。当时的新东县对“土改”运动执行了一条极左路线,据说对大地主成、王两家,就杀人过多,有的甚至把小孩子都给摔死了。群众反映说:“农民在法庭上打死的人,扔到路旁,狗都吃红了眼,见到活人也敢咬。”证明此事,有个典型例子:正当运动进行高潮时,家住北票县一位姓梅的穷苦人,因日子没法过,用毛驴车拉着老婆与两个不满十岁的男孩子,去东北投奔亲戚,可走到下洼南一个叫刘家炉的村子,群众硬说他是逃亡地主,用绳子把人绑在骡马的尾巴上,活活把姓梅的夫妇拖死了。后来知道搞错了,把两个孩子安排了,大的安排到商店当勤杂员,现在物资局上班的梅九凤,就是那个大孩子,那个小的托张姓农民抚养。这件事是我亲手办的。因为有亲属关系。
  后来地委书记李子光,在捣格郎召开区干部会议,才制止并纠正了这种过火行为,使土改运动步入正轨。我虽是村农会主任,但土改运动开始前,就同原干部一起靠边站了。我的同学刘振国接替我当了农会主席。当时,12个自然营子都有农民选的代表与区土改工作队直接联系工作。工作队把招过青、雇过长工的户,按剥削收入数,分别定为地主、富农;把自种自食的定为中农。其次还划出下中农、贫农、佃农,他们是依靠对象。按当时规定,地主、富农扫地出门,什么东西也不给留,还得让他们讨三天饭吃。记得一天我从村农会回家,见大门外站着两个妇女,手中拿个布袋子。她们见我回来,羞答答地低下头。我知道她们难开口,又觉天气挺冷,就把她们领到屋里,给了二升粮食,把两个人打发走了。因为都认识,不便说什么。几十年后,见了面说起此事,都笑了。当时在那种急风骤雨般的“运动中”,只有这样。哪知几十年后,成了笑话。
  以上是我回忆自己在解放初期亲历的几件事情。由于事过多年,深恐记述不准确,更怕认识有错误,不当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作为一名老党员、老干部,我始终遵守一个信条:共产党员一生要忠于人民,忠于党。现在历史在前进,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转型,新事物在层出不穷。在这新的形势下,我必须努力学习,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任你红尘滚滚,我自清风朗月,保持晚节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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