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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慰问义勇军的地点是四家子无疑
中国敖汉网 类别:文史选萃            阅读:3133      作者:刘生林 石柏令      日期:2015/6/11

 

聂耳慰问义勇军的地点是四家子无疑
  ——同胡广志先生商榷

  
  近来,有众多媒体报道了辽宁省建平县胡广志先生关于聂耳在建平县朱碌科慰问义勇军的经过,对此我们有不同的观点,提出来与胡广志先生商榷。
  2015年5月5日《朝阳日报》记者邱凌的《聂耳慰问义勇军随团到过朱碌科——访建平党史专家胡广志实录》一文中根据胡广志先生提供的资料写到:慰问团是25日夜里到的朱碌科。而这一天正是朝阳失陷的日子;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一团到达贝子府的时候,锦州一线战事正急,骑兵一团奉命驰援锦州,急行至朝阳七道泉子时,与日伪军遭遇;原来,第一道防线的邵本良遇敌投降,致使22日北票沦陷,随即日伪军进攻朝阳,他们从三面包围了义勇军的骑兵一团,态势万分危急,迫击炮连长刘凤梧,从马背上卸下炮身,迅速向日伪军还击,日伪军不曾想骑兵还有迫击炮,当即被击溃退逃;骑兵一团夺路从沟门子撤到朱碌科。聂耳等慰问团员目睹了义勇军浴血杀敌归来的风采,向官兵们赠送了写有“受我慰问品,还我东北山河”字样的慰问品。由于年轻的聂耳比较活跃开朗,联络官高鹏介绍说:这是聂耳,是从上海来慰问大家的。随团而来的摄影师张慧冲拍了骑兵一团官兵的影像。
  建国十周年大庆时,刘凤梧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首长的接见;在一次看聂耳电影时,刘凤梧指着一队骑兵说:“那个骑白马的就是我”!他给孩子们讲当年是怎样骑走伯父家的大白马参加义勇军的,并在回忆录中指出,那是在建平县朱碌科拍的。解放后曾任东北军区空军副司令的高鹏也曾回忆过在朱碌科的场景;朱庆澜的孙子也证实他爷爷在朱碌科的经历。在朱碌科慰问活动结束后,王化一等军事长官又前往四家子,检阅了后续部队,也给群众讲了话。那时候的四家子是建平县的,贝子府。敖汉都是建平县的辖区,1937年3月划出去成立了新惠县。可见1933年的任何活动都是建平县境内的事件。
  1933年2月18日,聂耳离开上海,经北平到达热河省会——承德。2月22日,聂耳跟随上海辽吉黑热抗日后援会会长兼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瀾、杜重远、王化一率领的慰问团,离开承德赶赴热河东部抗日前线运送弹药、给养,慰问抗日义勇军将士。对于这一段史料,史学界没有争议。
  我们的疑问是不知胡先生依据什么认定慰问团在朱碌科慰问义勇军,发放慰问品并拍摄一团官兵的影像。
  而我们掌握的证据表明:1933年2月25日聂耳及慰问团并没有在朱碌科慰问义勇军,发放慰问品及拍摄一团官兵的影像。而是3月26日在四家子聂耳及慰问团慰问了义勇军,发放了慰问品并拍摄一团官兵的影像。从尊重史实及为历史负责任的角度出发,在此提出,同胡广志先生商讨。
  我们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933年2月25日夜,慰问团到达朱碌科。26日上午10点聂耳随慰问团到达四家子,检阅并慰问二军团骑兵一团。支持这种观点的第一个依据是:1991年3月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作者:王驹、邵宇春)一书中有如下记载:“1933年2月24日,王化一、杜重远率车队离开平泉城前往凌源。25日,适逢美国使馆参赞及张学良顾问端纳来凌源视察。王化一、杜重远等人陪同前往叶柏寿视察前方阵地。午后,杜重远返回凌源,向当地居民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王化一带部分人员前往义勇军第二军团驻地朱碌科。翌日晨,王化一召集各司令开会,决定在此战斗,并与第30旅取得联系。10点,偕各司令赴四家子检阅,到达的二军团骑兵1000余名,人欢马壮,附近老百姓都围过来欢迎抗日军队。”(作者注明:摘自《王化一日记》)
  支持这种观点的第二个依据是:2001年9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血肉长城》—义勇军抗日斗争实录一书的第1257页《日军侵热期间热河纪行》(作者:王化一系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总指挥)中有如下记载:“1933年2月25日,杜重远带宣传队在凌源展开工作,我在夜间前进到朱碌科第二军团临时总指挥部。途中军队、难民不绝于道,一片战时景象。26日晨,召集各司令会议,决定在此参加战斗,同第三十旅联系。10点前进到四家子(属朝阳),检阅到达的全体官兵,对他们讲话,并召集附近老百姓开会,号召军民合作,互相帮助。朝阳寺炮声已清楚可闻。”
  支持这种观点的第三个依据是:2001年9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血肉长城》—义勇军抗日斗争实录一书的第868页《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概述》(作者:李纯华,系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副总指挥) 中有如下记载:“1933年2月26日早即由王化一主持,召集辽南义勇军各路司令开会,决定在朱碌科进行补给并加休整,暂不返回辽南,就地联合东北军第三十旅作战。会后大家同到四家子部队防地,检阅并慰问义勇军。在部队受阅时,上海电影公司还给拍照了纪录影片。”
  为了考证史料的原始出处,敖汉旗政协文史委主任石柏令、四家子镇党委书记国华、旗委宣传部副部长梁国强、热水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田健、四家子镇文化站长李井刚等多次到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查找《王化一日记》的原件。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在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所所长张洪军研究员的帮助下得到《王化一日记》复印件。
  《王化一日记》中明确记载:二月二十五日
  ……二军团派王子丰司令率骑兵来接,李纯华等先行。冬夜在寒风刺骨中借尚天勇(冯庸部)同学小汽车赴朱碌科,不清路径,到达已十一点。途中非难民即军队,一片战时景象。
  二月二十六日
  晨召集各司令开会,决定在此参加战斗,并与卅旅(于旅)取得联络。十点偕各司令赴四家子检阅到达的二军团骑兵一千余名,人欢马壮,附近老百姓都围来欢迎抗日军队。我向全体民众和军队讲话,大意‘兵民合作,兵不扰民,民协助义军共同抗日’。讲话后,高呼口号,声振四野,人心振奋,并拍摄电影。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所所长张洪军提供的《王化一日记》复印件二
  王化一做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领导的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总指挥,亲自带领包括杜重远、张慧冲、聂耳在内的慰问团到热河慰问,他是当事人和亲历者,他1933年2月26日当天的日记是最具权威性的史证。
  王化一日记没有记录聂耳在朱碌科拍电影,是因为1933年2月25日到达朱碌科时是半夜,人困马乏,无法拍摄骑兵作战的镜头。当时没有照明设备,技术条件也不允许在夜间拍电影。当时驻扎在朱碌科的是热河军于兆麟的三十旅的六八八团,还驻扎着抗日义勇军二军团临时指挥部和很少的警卫部队,没有大批义勇军骑兵。这时的抗日义勇军二军团骑兵一团驻扎在贝子府至四家子一带,骑兵二团驻扎在平泉至凌源一带。
  1933年2月26日早晨,骑兵二团的团长王全一生病无法带部队,副团长顾冠军闹情绪要撂挑子不干,无法集合部队接受慰问团检阅。二军团总指挥王化一,副总指挥李纯华召集各团领导开会,部署作战任务。在这天早晨没有拍电影,既是因为要开会,也是因为在朱碌科没有可供检阅的义勇军部队。
  26日上午10点,雪后天晴。聂耳和慧冲影业公司前敌摄影队随慰问团到达四家子,抗日义勇军二军团骑兵一团组织一千多人前来接受检阅和慰问。抗日义勇军二军团骑兵一团三营营长刘凤梧经慰问团联络官高鹏介绍,认识了聂耳。聂耳慰问了抗日义勇军二军团骑兵一团,并协助张慧冲拍了电影。从留存下来的当年拍摄的《热河血泪史》影片拷贝上看,骑兵一团接受检阅的画面拍摄得很清晰,也证明当时雪后天晴的光线是很好的,这样的画面在夜间是拍不出来的。
  王化一日记记载:1933年2月26日,在四家子能听到日军的炮声,日军已经逼近四家子。二军团总指挥王化一、副总指挥李纯华午后返回朱碌科,找顾冠军谈话后,顾冠军不再请辞。随即,王化一率慰问团离开朱碌科,并于当天夜里12时回到凌源,张海天、王全一因病同行。
  这段记载表明:因日军迫近,从四家子返回朱碌科后,忙于找要撂挑子的顾冠军谈话,没时间组织远在平泉和凌源的抗日义勇军二军团骑兵二团部队接受检阅和拍电影。因为事实上没有组织部队接受检阅和拍电影。所以,王化一在日记中没有关于返回朱碌科后拍电影的记载。
  因此说,当慰问团在25日夜里到达朱碌科后和26日下午返回朱碌科后都没有拍电影,拍电影的事发生在四家子。
  另外,据热河战史记载:1933年2月26日午后,二军团总指挥王化一、副总指挥李纯华随慰问团离开四家子时,抗日义勇军二军团骑兵一团已经赶赴距四家子约五公里的青沟梁设置防御阵地。王化一率慰问团离开朱碌科时,另一路日军已经逼近朱碌科。
  当抗日义勇军二军团骑兵一团在四家子打响青沟梁防御战时,打响朱碌科阻击战的是于兆麟的三十旅的六八八团,团长是黄永和。前来增援的是王永盛的二十九旅的六八四团,团长是刘纯积。在参战部队中只有热河军没有抗日义勇军二军团骑兵二团,是因为当时抗日义勇军二军团骑兵二团驻扎在平泉至凌源一带,没有驻扎在朱碌科。
  从朱碌科阻击战的战例中,也表明当时在朱碌科没有抗日义勇军二军团骑兵二团的作战部队。因此,聂耳随慰问团在朱碌科检阅、慰问二军团骑兵二团,并拍了电影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王驹、邵宇春、王化一、李纯华所写的文章、当事人刘凤梧回忆录,以及热河战史的记载,比较完整地恢复了历史原貌。
  综上所述,众多的史料表明,聂耳及慰问团慰问抗日义勇军,发放慰问品及拍摄抗日义勇军骑兵一团官兵影像的这件事,不是2月25日发生在朱碌科,而是2月26日发生在四家子。


  刘生林:刘凤梧之子,辽宁省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副会长、常务理事
  石柏令:内蒙古敖汉旗政协文史委主任